纪念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黑暗核心感知共在

6月13日,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家中辞世。这距他九十周年诞辰只差一个月光景。自1992年《天下骏马》(

)出版并热销以来,麦卡锡就入驻伟大的作家的行列,并得到大规模读者、观众的喜爱与关注。自梅尔维尔以来,麦卡锡比任何作家都更考究于作文、韵律,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在对他的悼词中写道,麦卡锡词典中最重要但也是最不显眼的字是“和”(and),它将那些残酷与平常、暴戾与良善串在一起,犹如沙漠之光,或者人类幻灭、递归、渊深的悲剧史。

麦卡锡并没有像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顿成一个谜。他借助美国精神,勾连了拓荒时期的西部文学,以及时下的末日游戏,以大体是散文的、亲密又疏离的行笔,创造了一种全然地景、感知的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战争信徒、野蛮人、无名者永远形影单只,但他们又似集结了万万众,而一道陷落于吞噬一切的风暴之中。

麦卡锡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全职作家之一,在其作品未流行前,他主要靠劳动和高水平的基金会赞助维持生计。麦肯锡1951年入读田纳西大学,中途退学加入空军,驻扎阿拉斯加期间曾主持电台节目。1957年回田纳西大学,其间《溺水事件》 (

) 两个短篇小说刊于校刊,并获得英格拉姆·梅里尔基金会的奖,但麦卡锡最终退学。其首部作品《看果园的人》获得威廉·福克纳基金会的嘉奖。麦卡锡将《看果园的人》的手稿发给他唯一知道的出版社——兰登书屋。那时候的兰登书屋远远没有如今这么大的规模。巧合的是,这部手稿来到了编辑艾伯特·厄斯金(Albert Erskine)的办公桌上,艾伯特·厄斯金是拉尔夫·埃里森、威廉·福克纳的编辑,他为麦卡锡出版了这部作品。

1992年前,麦卡锡的作品销售一直没超过5000册。在商业化尚不“充分”的出版年代,兰登书屋仍然会忧心销量,但也不会因为销量不佳就砍掉麦卡锡的作品,所以等到《上帝之子》出版时,编辑向麦卡锡询问营销方案,麦卡锡回信说,《今夜秀》的主持人埃德·麦克马洪和我一起钓过鱼,他兴许可以帮上忙。有赖兰登书屋和艾伯特·厄斯金的耐心,麦卡锡得以持续地面世以新作。1989年,麦卡锡致信一位友人,他全职写作了28年,从未收到过一张版税支票。

1960年后,出版社被大公司、集团所收购和整合,出版业几乎变成了巨头们的世界。与此同时,文学经纪人出现了,并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1989年,阿尔韦托·比塔莱成为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如何让每一本书自己赚钱成了公司的信条。差不多同一时期的1987年,麦卡锡的前任编辑退休了,加里·菲斯克琼接受了他,麦卡锡致信林恩·内斯比特,使其成为了他的文学经纪人,也许是他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头衔说服了她。1992年,《天下骏马》的成功,与加里·菲斯克琼、奇普·基德卓越的分销头脑分不开。麦卡锡的中文全译本最早就是《天下骏马》,由尚玉明、魏铁汉翻译,曾译为《骏马长嘶》《骏马》。在新的出版形态中,麦卡锡又一次成为了受益者。他最近的文学经纪人是阿曼达·厄本。

麦卡锡生于罗得岛州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是知名律师,但他并不喜欢这富足的环境,反而对周围棚屋里的“阴暗世界”充满好奇。他讨厌学校,但充满好奇心,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的那些零散爱好都打包进了文学、小说。他喜欢那些直面生与死的问题的作家,就是排除了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后的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生死攸关,便是命运,又非命运。命运概念是进入麦卡锡文学世界的入口。命运概念关乎美国对天定命运的想象与接纳。1845年,记者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在《纽约晨报》发表文章称,“天定命运赋予了我们在整个大陆扩张和占有的权利,这是上帝赐予我们发展的自由实验,也是联邦政府赋予我们的任务。”

但麦卡锡并未在“命运”概念上停留太久,因为对他来说,命运并不存在,命运微不足道。白人热爱运气,他们伪装成野蛮人,进行杀伐掠夺,并最终将世界变成一场阴谋。以《血色子午线》为例,麦卡锡在这部或许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品中,向我们揭示了规则、道德之下的暴力、鲜血。“淘金者的踪迹在上述的灰烬中终止而在荒漠中这些踪迹的交汇点上一个小小民族的勇气和进取心被另一个民族吞噬夺走 前牧师问是否有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位愤世嫉俗的神在操纵致命的遇合行动时一边面露冷酷一边又假装受到惊吓。”那个掌握证据和真相的第三者见证人也不会存在,他们只会将故事推入暗箱。

一如霍尔顿法官所辩言,“在游戏升级到终极状态的过程中,你根本没有机会辩证命运这一概念。择此弃彼是无法挽回的绝对优选,这是一个考虑深远的决定,因为如果有人忽视了决定背后的力量或意义,那便与蠢人无异。”命运是无规则的,但游戏是有规则的,游戏一旦启动,终局必须要承担,因此,法官将战争视为最真实的占卜也并没有麦卡锡呈现得那么残酷和严肃。“是在更大的意志中,将一人的意志与另一人的意志相互较量,在其中做出选择,因为将他们捆绑在一起的,便是这更大的意志。战争之所以是终极的游戏,是因为战争最终是要将万物强行统一。战争是神。”

1981年,麦卡锡与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阿蒙斯(A. R. Ammons)、谢利·埃林顿(Shelly Errington)、戴维·平格里(David Pingree)、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罗伊·莫塔黑德 (Roy Mottahedeh)等人获得首届“麦克阿瑟天才奖”。得知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时,他正在诺克斯维尔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麦卡锡用这笔奖金前往西南地区,启动了《血色子午线》的写作。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在先验意义上处在“被抛/被投”的状态,也即人总是被环境限定、决定。但麦卡锡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以为然。的确如此,海德格尔淡化了他人的存在,而其命名的“筹划/投开”有现象学的面向,但仍有逻辑上的天真。而麦卡锡的策略或态度,更像是尼采,有限性被他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梦想、超越都是徒劳的。如《血色子午线》所描绘,“他们都取着基督徒的名字,但却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一生都和父辈一样在荒野生活。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虽然世界很多地方是神秘的,但世界的界限并不神秘,因为世界无边无际,有很多更加可怕的生物、其他肤色的人和没人见过的存在,然而这些纵然陌生,也没有他们对自己内心的感觉那般陌生,不论荒野,不论野兽。”

格兰顿对海德格尔的“被抛”毫不关心。他是坚韧的,他通过认同命运来肯定自己,甚至不惜宣布失败亦是一种胜利。1850年代,臭名昭著的约翰·乔尔·格兰顿在加州肆虐,对刀下鬼施以剥头皮等刑罚,并提携着印第安人、尤马人、墨西哥人的头颅进行狂欢。这段历史史称尤马渡口大屠杀,这吹响了尤马战争的先声。格兰顿随后被尤马人复仇。

在《血色子午线》中,格兰顿穷尽了他的手段、野心:驱使当地的索诺拉人建造防御工事;扣留十余位印第安和墨西哥女性;敛了数不尽的珠宝、手枪。但最终他也死于宿命,这不是“存在”,而是自然。一如霍尔顿法官所言,“这片多少人为之屈服的沙漠十分广袤,只适合坚韧的心脏,但它也终归是空虚的。严酷,贫瘠。它的本质是石头。”

石头的命运,或者以实玛利(Ishmael)的命运,则有小子担当。小子原是剥头皮军的一员,少年而已。小子没有格兰顿的英雄主义,他从不主动出击,同时也拒绝着法官的诱惑。也就是说,小子抵抗着命运的诱惑。小子没能成功,他早早由于和山羊不伦而被史密斯堡驱逐,沦为自由人。恶在小子的内心滋长,他变得强大,但他的扭曲和延宕,终于惹恼了霍尔顿法官,原本要成为法官接班人的小子,就这样惨死。

“这就是神秘所在。”扮演着先知的老人早早将其间的道理告诉小子,“人总是搞不清脑子里的想法,是因为他只能用脑子来认识脑子。他可以认识自己的心,可他偏不这么干。就是这么回事。最好别往心里看。万物的心可不是总顺着上帝的安排。邪恶存在于最低级的生物,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魔鬼也在手边。人这东西,啥都能做。造机器,造能造机器的机器。邪恶能自己运作一千年,管都不用管。你信不信?”

格兰顿、霍尔顿、小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牛仔。牛仔神话发生在西部大开发、廉价小说流行的时期。某种程度上,麦卡锡就是牛仔神线年,比《血色子午线》更牛仔的《天下骏马》六个月内售出十九万册,作者麦卡锡得到了大规模的报道、研究。随之而来的是,麦卡锡被称作那个时代最无名的大师。后来,《天下骏马》被改编成电影,但反响不佳。理查德·斯洛特金认为,1980年代西部片的复兴,是人们对旧电影的怀念。

在整个边境三部曲(《天下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中,最后的牛仔比利·帕勒姆、约翰·格雷迪在美墨边境为读者表演了最后的英雄情结。《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订后,美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各方势力在此角力。二战后,比利试图参军,但没被军队接受,最后在行营找到了工作,后来他多次穿越边境,顺带清除边境线上形成的异教徒部落。

而在墨西哥,人们在叙事诗可利多甩掉自己的底层身份,穿上英雄的装扮。但即使经过多种革命的洗礼,高位者、地主、外来势力仍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可利多一直保留到二战后,人们仍然期待着正义、善良的天降。

而麦卡锡或许更倾向于认为,从来不存在不流血的声明,所有人都能和谐共存的信条会让人变得软弱,让人早早放弃自己的灵魂与自由。正如《血色子午线》文前所引的保罗·瓦雷里,“你们的想法可怕,而内心虚弱。你们的种种行径,既有悲悯,又有残酷,这本身便荒诞不经,行事之时你们心浮气躁,仿佛一切难以抗拒。而最终,你们畏惧鲜血,愈演愈烈。畏惧鲜血,畏惧时间。”

“我们秩序从来不是世界的秩序,甚至也不是尼采意义上我们定制的秩序。在沙漠中我们标识出道路,或者我们阅读别人的足迹,但是我们从没有像这样掌握着未来,或者使其吻合于我们的喜好。”哈罗德·布鲁姆如此向读者引介,“因为主体从不是我们对世界的透视或投射,也不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超验情状;它仅仅是另一个经验事实,仅仅是世界的本有固有,像其他任何存在。”此外,哈罗德·布鲁姆称其乃美国实用主义的巅峰。

“我们来到了世界中的世界。在这些陌生的地方,在这些肮脏的贫民窟和千疮百孔的垃圾堆中,正义之士从列车和汽车的车厢里看到了别样的人生梦想。畸形者、黑人、精神病,他们逃避一切秩序,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是陌生人。”《苏特里》最能揭示麦卡锡的世界观,以及他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苏特里就是麦卡锡的化身,他们热爱流浪、阴暗,同时着迷于那些永恒的事物,比如石头。《苏特里》发生在1950年代的诺克斯维尔,后来取代了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失亲记》(A Death in the Family)成为诺克斯维尔的城传。马卡纳尼公寓,恋情的失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朝圣、某人死在自己床榻上……苏特里将自己置于流浪汉小说的世界。而这也显然也是麦卡锡早年前的经历:小偷、、杀人犯、酗酒者……

苏特里因“月下西瓜”被关进局子里。麦卡锡镜头一转,聚焦于局子里的纷争:哈罗盖特在床上拿着勺子捣鼓他的监狱指环;伯德·斯拉瑟为持续的叮当噪音恼怒极了,他拖着脚上的镣铐怒斥哈罗盖特;苏特里好心出面阻止,被挡,被骂了小流氓,被挥拳砸;伯德的拳头砸中了其他狱友;卡拉汉介入,守卫来袭,卡拉汉被带走。

1951年,苏特里漫步市场街,堆满农产品和鲜花的废旧卡车使这里看起来像乡下集市,贱民占据了人行道,盲眼歌者、管风琴手和吹口琴的赞美诗人在街上走来走去。而苏特里穿梭在小贩和乞丐之中,路上还能碰见一些狂热的街头传教士,他们正在以一种常人所不知的活力高谈阔论着一个失落的世界。经过麦卡锡反复推拉的场面描写,“我是个穷孩子”的感叹终于登场。

紧随而至的是,“杰宝”“蚀骨地”“猪头”“希腊人”“红毛”“海蛙”“大个子”……他们很多只有绰号,以及伪装的身份。而所有这些百态最终流向了性的故事,从标准语法看相当脏,但又是那么市井,不容他人和大他者介入,“卡拉汉用手背猛击他的肚子。嗨,吉姆,他说,你怎么耷下来啦?他瞥瞥周围。们紧张地抬起了头。他咧开缺了牙的嘴巴,冲她们所有人笑了。女士们,他说。他微微蹲下身,向酒馆后面窥视。”倘若麦卡锡在这个时代重复类似的片段,他绝不会容许如此违背时代意志的文字出现。

如上所示,麦卡锡的人物没有癖好、爱恨、音容笑貌,他们所有的只是不断行动,不断地将自己投身到神秘的宇宙与自然之中,并且不抱有任何多余的幻想。他们可以是英雄,可以是恶人,也可以是撒旦或法官,但绝不可以是平平淡淡的胜利者、自由人。

人名(称呼)和代词交错着并行,但人名很少,代词很多。读者其实很难直接判断某个行为或者某句话出自哪位尊者,这需要读者反复校定。而为什么麦卡锡采取这种有几分暧昧不明的方式?我猜想是增加文本的纵深,因为麦卡锡并无“立体”的人物、“立体”的场面,他无法单靠杂糅的“感知共在”,以及撸干净的戏剧冲突,召唤出他所需的“梦”。

而这也联系着,麦卡锡总是亲力亲为者,即在他生活实践和虚构实验之间并没有那么多想当然的隔离,而他既不是材料也不是主人,而是与文字的平等对话者。这造就了他,在语言上如此铺展绵密,又如此反覆腾挪,而这些语言不能从其美感考虑,而应从其发生考虑,读者时时刻刻被提醒,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不得不。一次,苏特里在暴雨中赶往船屋,麦卡锡形容,“愿这天地间的暴风骤雨将我席卷,我会变得更加坚强。我的脸庞会似那些石头般化作雨水。”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认为,麦卡锡的语言是在沙漠上温柔地飘荡,这个比喻有些美好和失真,但不失为真实。

麦卡锡是坚定的迁徙者、流动者、游牧者,他的家就在那具骨架里。肄业后,麦卡锡来到芝加哥,在汽车零部件仓库兼职,并与李·霍尔曼( Lee Holleman)结婚,李·霍尔曼是一位诗人,曾出版《欲望之门》 (Desires Door) ,这段婚姻很快破产,两人孕有一子。他结过三次婚,前两段婚姻都很短促。根据目前公布的有限的传记资料,麦卡锡早年没有良好的定居生活。有段时间,他主要在营火圈外度过,与妻子家人在湖里洗澡。在旅途中,他会在一透镜盒上装一枚高瓦数的灯泡,以满足阅读和写作的光源需求。

而他几乎所有主人公都逃离或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外部黑暗》的库拉从的境遇中出走;苏特里用房子换了一艘船。他不擅长描写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擅长描写社区、习俗、法律。到了中年、晚年,麦卡锡才定下了脚步。1976年后,麦卡锡主要居住在埃尔帕索,以及圣菲。

在迁徙中,麦卡锡是否学习到了与事物相处的秘方?麦卡锡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专注,他牢牢地抓举着“动词”,心无旁骛,几乎很少关注行动区域之外的行为、景象。与此同时,他对自然、地理、常识的嗅觉随时随地爆发出来,它们因他手中的事物、他周遭的环境所发生,而这些既非心理,又非寓言,而是早有预兆,但触手即现的感觉。

克利福·爱德华·克拉克·Jr.(Clifford Edward Clark Jr.)在《美国家庭》(The American Family Home: 1800–1960)中认为,18世纪末开始的对希腊建筑式有序的家庭生活的喜爱,其实是对移民乱局的逆转。田纳西工程建立十年后,诺克斯维尔,第一代南方人老人亚瑟·欧比(《看果园的人》)守着衰败的果园,他守护着传统,拒绝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但他的力量过于弱小。而第三代南方人对过去的了解非常匮乏。

麦卡锡不过是将美国之家的矛盾放大了,他看似从个性与一致中选择了个性,从自由与继承中选择自由,其实不过是选择了一套新的模式或者制度:他抵抗发源于自耕农的定居传统,并尽其所能地排斥那种“封闭”的家。也就是说,麦卡锡有限度地解放了家的禁忌。他可能会认为,家并不存在,每个人都要成为拓荒者,但也是没有使命感的拓荒者。

“在这严酷而中立之域,所有现象都被馈赠了一种奇异的平等,没有一种事物、一只蜘蛛、一块石头、一片草叶可以要求优先权。这些物件的清晰掩盖了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眼总是见微知著,而此处所有事物都一样被光照耀,一样被阴影笼罩,在这光学条件均等的地界,所有的偏爱都会显得匪夷所思,人和岩石也被赋予了难以预料的亲密关系。”麦卡锡在《血色子午线》中如是揭示。

正如特丽·维特克(Terri Witek)所言,在他权力的顶峰,他把自己变成了房子的天使,控制着房子的风格与展演:他真正成为了他的家的道德核心。当然,在芦苇和兽皮的城镇上建造这样的家庭空间就是试图改变宇宙,而这是禁止的。

“自亚当出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幸运。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并不是开玩笑的。每当我身无分文或穷困潦倒的时候,总会有事情发生。一次又一次,足够让你对此迷信起来。”麦卡锡在回应《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这段话很可能被低估。或者它会被这样误读:麦卡锡的成功全靠命运。实际上,结合麦卡锡的一生,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幸运”之所以被视为重要、首要,并非命运天降,而是麦卡锡凭借其自发的、自然的创作一步到位地获得了认可,他实际上变化不大。而就此,我们甚至可以下一个草率的判定,麦卡锡用一次又一次大容量的练笔证明了他的伟大、值得,他从未篡改和虚构他所知所感,他从未离开他成长的大地。

有天凌晨两三点,麦卡锡的幼子约翰睡在酒店的客床,而麦卡锡还清醒着,他望着安静下来的埃尔帕索,火车从远方开过。麦卡锡突发奇想,一百年后的埃尔帕索是什么样的景象?火山、约翰,所有这一切又都发生了什么?受此启示,麦卡锡开始写作《长路》。日后,麦卡锡承认,《长路》是父子之爱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不说“我爱你”。更加奇妙的是,《长路》原封不动挪用了他和小儿子约翰的对话。约翰说:“爸爸,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也想死。”他说,“那么你就会和我在一起了?”我说,“是的,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父亲、孩子,以及许许多多不具特征的以吃人为生的人,所有这些构成了《长路》的角色。父亲、孩子,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跋涉、匍匐,为了安全,他们得避开那些吃人者,而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借助他们能搜罗到的一切东西。一旦他们失群,他们就会沦为吃人者的食物,那帮人会屠杀他们,他们,最后吃掉他们。在路上,他们偶尔会遇见失群的人,他们似乎很快就得死。

我不在乎,对我没有意义。要是你高兴,就当我是偷人的,当我跟了别人,他能给我你给不起的东西。

父亲每日查看地图,丈量着旅程的进度,而孩子作他的耳目。他们趴在地下听周围的动静,以防有人来袭,如果是大队人马,地面会明显地颤动。他们在购物篮、危楼灰烬、铁皮垃圾桶搜寻,但一无所获,只有一些难以解读的吉普赛符码。终于有次找到火腿、豌豆、蜜桃、威士忌……他们得以饱餐。一无所有的时候,父亲为了让他们活下来,不得不编造了“火炬”这个象征。

随着远行的深入,孩子的身体变得瘦弱,喉头也干涩了起来。然而,在麦卡锡的想象中,他们永远从容不迫,永远是完美进化以达自我实现的物种。这个物种,就是先知。

麦卡锡在十余部长篇小说中,都在不断进行叙述、风格、弱体裁上的调整,但主体形式倒是一以贯之的。他会用对话体和叙述体交织的方式进行:对话体包含部分冲突,但其主要作用更像是传达没有意味的态度,狡猾的、随机的、沉默的;而叙述体不仅包含了部分冲突,还涉及了叙述者对文辞和观感的调动、不拘泥于大景观的场面描写,以及显然是无所不在的麦卡锡式箴言。

麦卡锡比最后现代的海明威更彻底地抛绝故事的在场,而其视界的中心更是从人物转向地景,进而转向“空无”。读者从麦卡锡的作品里找不到故事本应带来的体味情态,以及人在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那套体系。麦卡锡是日常的,是喋喋不休的,也是演绎的,是狂暴无章的。其本身,在文体意义上,就是封闭的:它不会不期然地捕获它的读者,它要求读者事先步入它的感知共在。不过幸好,大部分读者都不是冲着那个唯一的文本去的,而“后现代”之后的感知共在,很像现代主义早期那样不拘一格。

1981年麦克阿瑟天才奖,促成麦卡锡结识了各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罗杰·佩恩(Roger Payne)和盖尔曼(Gell-Mann)。他宁愿将时间花在科学家身上,而不是文学家身上。麦肯锡对知识,尤其与身体相关的知识非常好奇。根据他早期一份珍贵的采访,麦卡锡宁愿谈论响尾蛇、分子计算机、乡村音乐、维特根斯坦,也不愿谈论自己和他的书。他没教过书,没写过新闻,没举办过读书会和新书发布会,极少接受采访。麦肯锡文学中关于动物、风景、人的野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一年前,科马克·麦卡锡在近月的间隔中先后出版了一对小说,《乘客》(The Passenger)《斯特拉·马里斯》(Stella Maris)。两部小说一主一次讲述了鲍比·韦斯特与艾丽西亚·韦斯特备受折磨的人生,以及他们命定失败的爱情。

《乘客》《斯特拉·马里斯》都以恐怖的故事开头。1980年,打捞潜水员鲍比被委派探寻密西西比浅水区一架沉落的飞机残骸,黑匣子、飞行包、一具乘客尸体怎么也找不见,随后,鲍比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追捕,似乎也被20世纪所有幽灵追捕。1972年秋,在威斯康星州的斯特拉·马里斯天主教疗养院,还在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的20岁艾丽西亚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在地球另一端,鲍比躺在医院里,他被诊断为脑死亡。《乘客》文体相对如常,《斯特拉·马里斯》则以艾丽西亚与精神科医生的七次对话为主。

艾丽西亚·韦斯特被授予了戈耳狄俄斯之结,共鸣症、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厌食症、虚无主义,并爱上自己的兄弟。艾丽西亚疑似女同性恋,精湛于音乐,精研数学,而数学只是将其推向深渊。“言语智慧只能帮你走到某处,那里有一堵墙,你不了解数字,就看不到这堵墙。墙另一边的人们似乎让你觉得很奇怪,但你永远不会理解他们对你的宽容。他们将会很友好,或许不友好,这取决于他们本性。”艾丽西亚在小说中表达着对数学的痴迷。两部小说代表着麦肯锡对科学的再次关注,小说男女主角都与量子物理有关,他们的父亲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麦肯锡是研究复杂系统科学的圣菲研究所的受托人,为了表达对圣菲研究所的支持,麦卡锡将拍卖Olivetti Lettera 32手动打字机所得的20余万美金捐给了该机构。他改造了圣菲研究所的空间,深色木柜、镀金镜子、阿尔贝托·埃斯卡米洛的牛顿像,布置得很像边境三部曲的庄园。在公共区域,经常可以听到麦卡锡那台旧打字机的咔嗒声,很多研究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年轻的博士们初次听到这个声音几乎完全不能辨认。

在圣菲研究所的办公室,麦卡锡阅读他的朋友丽莎·兰德尔(Lisa Randall)、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等人的作品。2017年,麦卡锡与人合著了《凯库勒问题》(The Kekulé Problem),论文聚焦于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的梦,以及语言的问题。此外,他还与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研究城市生态系统。

不用说,麦卡锡肯定认为,科学具有美感。在他看来,伟大的科学和伟大的写作都涉及好奇心、冒险,以及说出大部分人会说错的话。奇妙的是,麦卡锡相信,科学来自潜意识。“美学的确和数学、科学有关联。这也是造成保罗·狄拉克陷入麻烦的一个原因。他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和其他物理学家一样,狄拉克也真正地相信,如果在两个事物之间,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漂亮的,那么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美学意味的,因为它看起来更真实。当理查德 ‧ 费曼把他的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版放在一起,狄拉克并不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它看起来很丑很凌乱。他把伟大的数学理论或物理理论联系起来,认为它不清晰,不典雅。但是他错了。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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