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致社会崩溃后的普遍暴力——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

柯林顿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叶利钦及其改革者能把俄罗斯带向民主。可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得到的,是趁火打劫的政权。

“我是带着我需要的,或者说是我认为需要的,所有木材生意的建议到这儿来的。我在一个高层大楼里租了间办公室。过了两天,有人敲门。进来个干净整洁的小伙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

“从没见过。他是当地黑社会的代表。这是个交易。他和他的人拿全部(利润)的一半。为这,他们或是买,或是伪造任何许可,财政拨款令,如果我需要的话,甚至公文纸。他们用电话就可以摆平官方,能保证货期,而且和工人不会有任何纠纷。办这些要用百分之五十。”

“连想我都没这么想。我很快就学会了。这叫‘罩着’。意思是‘保护’,‘保卫’。没人‘罩着’,您就会消失,而且很快。一般来讲,如果您拒绝,您就会失去双腿。他们会给您截掉。”》

这段描写不是文献,也非引自政论文章,这是段摘自国外畅销书的文学创作。我节选它,是为了展现,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黑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是多么知名,黑社会在生活、经济以及政治中的角色,虽然畅销书的作者总的来说很清楚俄罗斯的现状,但仍然没有想到,也没有展示出俄罗斯社会及国家犯罪活动的真正规模。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总体来讲是黑社会组织中,揭示了国家政治及经济生活的那一部分,即,其中上层。但黑社会,实质上是全面渗透的,直到最底层。

不征得乞丐“队长”的允许,饥肠辘辘的老太婆是不能乞讨的。但得到了允许,她就应该交给“队长”一部分进项。无家可归的“崩什”[2](新词,来自警察们对“无固定地点居民”称呼的缩写)如果不交“过夜费”就会被撵出他们找到的,在肮脏、臭哄哄的地下室一角的暖和窝。莫斯科一共有八个盲流收容所。酷寒的2002—2003年冬天,按官方的数据,死亡一共超过300人。没证件的,收容所也不接收。到了那儿,就会被打发到警察局,在那里他们被殴打,再拉到莫斯科城外弃之不管。而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

垃圾场成了遍地黄金的地方,进门也得付钱,付钱之后您就可以去开采这个垃圾的克朗代克[3]以寻找食物残渣、服装和鞋子等能用的东西。但那里,无论冬夏,还住着垃圾场的“贵族”。这些人在烂腐的,因此也暖和的垃圾中刨出个窝来或者搭个类似窝棚的东西。这些常住户警惕地盯着每一个走过去的人,一旦发现他们之中有谁找到了“值钱”的玩意儿,就毫不客气地拿下。入口的“检查员”也可能(把它们)拿下。反抗是不明智的,会遭痛殴或者,且就地掩埋。谁都不会来找人。自然,垃圾场“队长”那狮子大开口的“收入”的一部分,会上交他们之上的黑社会。

所以说,黑社会也分等级。“上层人物”住在奢华的私人宅邸,加固得像座城堡,无数的武装到牙齿的保安,常出国,住蒙特·卡洛的花园洋房或高级酒店,“叫花子”住垃圾场的臭窝,但这两者都寄生在社会的肌体上,并像癌肿瘤扩散一样吞噬它。众所周知,黑社会借助敲诈勒索、贿赂和最低级的偷盗,为个人目的攫取着这个国家国民收入一半的财富。所以,俄罗斯经济实际上已经垮塌,而且,像大家所说的,无法恢复。金融资源耗费殆尽,国家内、外债远远高于其收入。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一个纽约的财政收入比俄罗斯整个国家的都要多,虽然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财政预算与现实的“黑暗”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经济靠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支撑,同时停止支付退休金、生活补助金和工资。亿万富翁切尔诺梅尔金以他掌权时的低通胀而自豪,可如果把所有的支付完全停掉,那通胀还会更低。

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居民巨大财富的传闻流传到国外,针对一些人(副总理舒梅柯,瑞士马贝泰克斯“Mabetex”及鲍罗金)以刑事案件立案,当然,很快此事就被踩了刹车。

我们只说俄罗斯,更确切地说,是它在俄罗斯帝国疆域内产生的,那个苏维埃俄罗斯剩下来的部分。但在独联体其他共和国进行着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与俄罗斯类似。对所有国家来说,其特征就是经济解体,财政破产,犯罪率升高,贿赂和偷盗,可怕的赤贫和人民丧失权利。1998年,在瑞士因受洗钱指控,持巴拿马护照的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被扣押。按纸媒的报道,该人有8本乌克兰国内护照和3本出国护照。此前,他已将自己的4千万美金(现在报道说是约1亿1千4百万到约1亿4千万。而在美国,已经在说是2亿5千万了)收入转移到瑞士。他为了早前已经移居美国的家人,花了9百万美元从著名电影演员艾迪·墨菲手里买到了地块。当然,这和俄罗斯执政者们转移到国外的金额相比,就是个零头了。显然,这可不是用节省了卷烟和火柴的工资攒下来的。

1917年在贫困的,大约90%的居民为农民的农业国家实现了十月革命。赫伯特·威尔斯来到俄国并了解了俄罗斯的工业化和电气化的计划后,在其《黑暗中的俄罗斯》这本书中,他把列宁称为 “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列宁的计划让他在相当程度上觉得无法实现。俄罗斯确实曾经相当贫困,破败地处于黑暗中,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在各处点亮了,现在被舞台演员们所嘲弄的“伊里奇的灯泡”。之所以嘲弄,正是因为,现在俄罗斯再次陷入黑暗,再次断电,断水和切断了能源,在房间里又安起了小铁炉子,或者,因那样的酷寒,为了烧水煮饭,在积雪的街道上点燃篝火。可是,有关洗净自己,再洗干净孩子这些,却是谁都没话要说。不倒翁丘拜斯先生,黑社会俄国执政窃贼之一,熄灭着“伊里奇的灯泡”,他在各州间飞来飞去,这些地方在他走后既没了光明也没了温暖,而此前,他是如何就关闭煤矿保证,保证,再保证的……

俄罗斯的上空,黑暗再次降临,从垃圾场到克里姆林宫,撑起了规模巨大的的黑社会“保护伞”,它给人们遮住使万物生机勃勃的阳光,它注定将使“贫困阶层”深陷赤贫和走向死亡,它给那个甚至按照稍加修改的官方统计,其居民正处于灭绝之中的俄罗斯本身带来毁灭。

本书正是关于这个,关于黑社会俄国:曾几何时的伟大的超级大国,那个被掌握政权的黑社会引向败落成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超级大国,那个甚至向蕞尔小国芬兰讨要一块骨头的超级大国。

克里姆林宫的教父—鲍里斯·叶利钦的时代结束了。开始了被他选定的接班人—克格勃中校普京的时代。俄罗斯在等待着变革和兑现承诺。它们会成为现实吗?

[1]本书原文名称为《Великая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афия у власти》,其中俄文“мафия”一词应译为“黑手党”。黑手党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在美国类似性质的势力在社会中也有较强的实力和影响。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在俄罗斯活动猖獗的黑、恶势力,具有同等性质及社会危害性,故在俄文中也使用该称谓来指俄罗斯这些势力和活动。在汉语中,黑手党的概念仍较为狭义,多指活动于意大利及美国的黑社会势力,故在翻译此书时,暂采用国内较为接受的“黑社会”一词来译俄语中的“мафия”。—译注

[2] “崩什”(БОМЖ),即,汉语的“盲流”、“乞丐”“流浪汉”,新词,来自俄语中警察们对“无固定地点居民”(Без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Места Жительства)的缩写。—译注

[3] 克朗代克(Klondike),位于加拿大,克朗代克河是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一词来源于土著语,意为“钻石”。1896年,克朗代克河流域发现金矿,至今仍在开采之中。—译注)

对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史感兴趣的人,应该去阅读内务部将军A.古洛夫(A. Гуров)的书《红色黑社会》(莫斯科,1995年),作者的命运与他的书一样值得重视。还在苏联时期,A.古洛夫便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第一个敲响警钟,呼吁阻止有组织犯罪对国家显而易见的攻击。

当时,一切不符合领导阶层关于社会主义认知的(卖淫,毒品,贿赂及其他社会病,自然,还包括有组织犯罪)的犯罪,都被认为(在国内)是不存在的。所以,献给他的不是一束玫瑰,而是相当地多的荆棘与刺。

最终,当已经无法否认有组织犯罪的存在的时候,像警察上校B.韦杰涅夫(В.Веденеев)在其书的前言中写道的那样:古洛夫,成了“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苏联内务部著名的‘反有组织犯罪第六管理总局’局长”。

八十年代末,古洛夫得以在内务部里组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УОП)。И.克罗里科夫(И.Корольков)在一篇长文中(《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5.2.18)抱怨内务部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的活动,正是因为刑事案件的活动过于经常地指向“自己人”。文章标题叫做《孤岛: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为什么由警察队伍中赶走与犯罪做斗争的人》。文章中例举了许多发生在梁赞州的实例,但这些事实,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所有地区所特有的。在6年的时间内,这个部门被四次“改组”。诚实的保住了,其他的自己离开了。在二处(反抢劫与反欺诈)14个岗位编制只填满了一半。克罗里科夫写道:《出现了危机,本应该是规矩人在下属部门中工作(我觉得,在内务部所有下属部门中都应该是规矩人在工作—作者),最终,留下的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就是受贿者》。文章中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这里极为普遍,我就会把它们称作是恐怖的事实了。

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的概念,正如它们的来源,区别与共同点至今仍引来理论家和实践家们激烈的争论。

美国司法部(它的功能,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内务部)及联邦调查局在1975年确定,所谓有组织犯罪,就是:其成员的基本行为,与以获取个人收入为目的,从而违反法律的,任何群体性质的活动相关。

俄罗斯大百科辞典是这样定义黑社会的:《由成员组成的团体,其行为依照某种一致达成的犯罪目的》。这种定义完全派不上任何用场。在此定义之下,任何犯罪团伙都会漏网。此外,依照这种定义,那些为了自己的活动需要稳定的金钱注入的恐怖组织(类似艾塔或者爱尔兰共和军)也会逃脱,

有组织犯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以获取非法的,即犯罪收入为目的的,有组织的,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纪律的,稳定的群体都属于这个范畴。任何犯罪团伙,甚至像罗宾汉或者普希金的杜博罗夫斯基这种绿林好汉也均属此列。

已经在当代,在国民战争期间就存在过无数各种大小不等的,各种颜色的犯罪团伙,白的,绿的,黑的和红的,有时它们以高尚的目的为掩护,类似于马赫诺老爹,专门或顺便从事原始偷盗活动。还有很多的纯粹的犯罪团伙,且其中不乏成为知名的犯罪团伙:“小金手”索尼卡(Сонька)团伙或者那个偷了列宁的科舍利柯夫(Кошельков)团伙。顺便说明,如果不算司机兼保镖吉利(Гиль),列宁到处活动是不带保镖的。和现在的非常“民主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有否可比性?比如,等待普京专列到来的时候,上千的保镖堵塞了道路,上百辆“平头”百姓的汽车几个小时地阻塞在那里。这个问题甚至拿到了议会去讨论。不用说,自然是毫无结果。

黑社会 拥有另外的生存环境和另外的性质。其名称和来源与西西里紧密相连。但同样是在意大利,这类组织也有着不同的称谓,南部的卡莫拉匪帮(CAMORRA存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译注)或恩德拉根塔。我认为,黑社会的出现与封建的意大利国家的极端分裂于衰弱有关,当时国家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农村封建主的统治地位以及贫穷农民的绝对服从。黑社会出现在国力衰弱的地方,它与国家合为一体并逐渐取代国家的功能,这现象在外省尤为明显。

地主们建立了由雇工组成的队伍,并在其协助下在自己的领地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在那些联系紧密的、盘根错节的家族、亲属关系下,家族成员们保证了相互间在所有方面的忠诚,这种关系的存在,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社会来说是特有的,正是它促进了黑社会的活动。对家族的不忠、背叛、向政府告密,均被视为对家族罪孽深重的犯罪行为。违反了沉默的律法(即保证沉默,互相担保不泄露秘密,意大利文Omerta—沉默,连环保;俄文омерта,重音在最后“а“上)会导致唯一的一种惩罚—-死亡。死者的嘴里被塞满石头。如果找到了尸体,嘴里的石头则生动地解释了死亡的原因。所以,稍晚些时候,在美国那些由西西里移民组织起来的黑社会团伙和帮派,叫做”家族“。每个家族的首领是“教父”,“唐”。不一定所有黑社会成员都有亲属关系。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民族的: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中国人。在经过考验、发誓忠诚和亲吻“唐”手上的戒指的仪式之后,可以接受别的民族的人进入“家族”。我想,确实,在中国的黑社会中如果有过别的民族的代表,那也是很稀少的。

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当然,黑社会,是有组织(高度组织性的)犯罪的一种形式,但黑社会的区别是,黑社会与国家的联系达到相互交融的程度。普通的犯罪组织,盗匪集团,团伙,或是完全与国家机构没有任何联系,或是仅与被收买的情报提供者,和在国家机关的其他助手和靠山有“联系”,一般是警察局里的。

A.古洛夫认为,在俄罗斯犯罪联合有五种形式:1.有组织团伙:由3—5人组成,没有很突出的领袖。2.帮派:较稳定的组织,由几十个成员组成,有头目,由头目来划分成员的角色及任务。头目们与官员,但更经常的是同警察局及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有联系。3.抢劫集团:像法律将其定义的那样,是稳定的武装团伙。从事袭击组织和公民的(犯罪活动)。非常危险,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4。犯罪组织:(明显不是很成功的称谓,因为所有犯罪联合都是犯罪组织)。这种形式“在通常的意识当中”古洛夫将其归于“黑社会”,并指出这样七个特征,像有物质保障基地(以前是“大锅饭”[1],现在是以银行的形式)。除了头目,还有小委员会(黑话叫“政治局”),其每个成员通晓抢劫集团活动一定的领域。还有大委员会或者“兄弟圈”。这样的组织由上千甚至更多的人组成,划分成团队,帮派(小集团)。存在严格的“等级表”和一系列特权,就像苏共中央的官级表一样,有随从人员、保镖、汽车品牌等等的(相应规定)。

古洛夫还说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纯粹俄罗斯的现象: “合法盗贼”,并且说起他们就像说犯罪组织,附带说明,他们更让人联想到合作社。但合作社,也是个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的组织。只不过合作社里的所有制关系有别于其他组织。而“合法盗贼”只和“大锅饭”有关联,“大锅饭”平等地属于所有人而非任何一个个体且是个人间关系。认为“合法盗贼”是个组织,我没看到依据。

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B.B.舒尔金(В.В.Шульгин)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度过了12年,清楚地知道这种团伙。在自己的《列宁的经验》一书中他写道:“由自己狱中的经验我得出结论,“盗贼”(盗匪这样称呼自己),这不是个党派,而是某种有组织的联盟……

敌视一切政权和一切建设性的这个力量,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的比重从我身上滑落,但想像得出,有时它对我是威胁。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强制的机关在震颤,现在在那里强盗掌握了生杀大权。可以想见,在诚实的人正在联合的时候,这些已经联合起来的盗贼都能干出些什么坏事“。

舒尔金在集中营的条件下观察了“合法的盗贼”,那里,实际上正是他们统治着集中营的全体人员,他们利用匪徒们作为强制力量,来对付那些被称作“爷们儿”的普通犯人。由此给人有一种组织的印象,且是敌视国家的组织。舒尔金没能预见合法盗贼与政权的同流合污。禁止与政权的任何接触,甚至是禁止读报,是“盗贼们” 最基本的法律。而现在,根据《论据与事实》报(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的消息,国家杜马议员中间,有七名合法盗贼。在监外这些合法盗贼保持了紧密的个人间的关系,但不构成组织。

古洛夫还谈到联合起来的犯罪组织的新形式,叫做辛迪加。在自己的预测中,他预言其未来,在犯罪系统中的优势,有组织犯罪的一体化。(可以把此视点称作乐观的吗?)。我无法与此苟同。在这里有个很大的障碍:头目个人的狂妄自大。个人财富的(积累)、个人的利益,是黑社会自我存在的根基。我举个其他领域的例子。阿拉伯人,人口众多的民族且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消灭小小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止一次抛出口号:“同族,同语,同教”,不止一次声明要联合,但每一次都是在提出领袖的问题上,谁都不肯退让。所以结果是阿拉伯国家间自己内部争斗的时间,比联合的时候更多。

别列佐夫斯基(Березовский)不久前在同右翼报纸《明天》报(Завтра)编辑的座谈中回忆起,是怎么把他的车炸毁的,并同时炸掉了他司机的脑袋。众所周知,是谁下了别列佐夫斯基这个“订单”的,但甚至他自己都没敢于说出那另外一个强力派首脑(的名字)。在俄罗斯各地,其中也包括莫斯科,进行着黑社会的血战,这让人想起“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但就有关辛迪加的出现,什么都没说。

应该说,在内务部将军古洛夫的书中,没谈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的沆瀣一气。在书的最后他写道,国家应该黑社会。“反之,国家就会黑社会化”。事实正是这样。在俄国,政府已然黑社会化。就此,算谈到了我这本书的话题。

还有这样的犯罪组织,他们完全与刑事犯罪世界没有一点瓜葛。在国立大学和科学院组织内也有黑社会。相对于西方各国以及革命前的俄国,在当代俄国因受贿以及其他犯罪而被判刑的,高等院校校长、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的数量是难以置信的。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古(Лунгу)教授,曾被列入联邦通缉令。卷走三百万美金,这位法律工作者的教育家悄然消失。在这个体面而威严的教育机构(在莫大的品牌之下)中接受培训,每年需要6千美元。曾任总会计师的,是龙古的妻子,龙古的兄弟,其妻弟在那里大显身手,一句话,简直是一个家族。莫大晚些时候曾被迫放弃这些自己苦心经营的产物。

赫尔岑(Герцен)在他那个时代定义俄国的国家关系是,认为它是被贿赂所桎梏的专制,但那时的俄罗斯的教授们没有收取贿赂。这曾经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可收了。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Садовничий)不只一次公开以教授们的低工资作为辩解。

校长的收入,不仅来自因办入学、答辩等而收取的直接的贿赂。“关系”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因安排有影响的人物的女儿入学是不收钱的,但依据雷打不动的 “你给我,我给你”的原则,他会得到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相应的帮助。比如,为儿子安排住房,把自己包括进出国团组,授予荣誉称号等等,最终得到的也完全是物质利益。

在哈斯布拉托夫时代,媒体上曾有传闻,说当时授予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的院士称号,是因为他给科学院院长安排了公家的别墅。不见得有谁知道哈斯布拉托夫对经济学的贡献。

但校长并不直接参与高考入学考试,他不可能触犯其他的理应受到刑事处罚的事,他应该用一帮他信任的,对他忠诚的人,由这些人来做这些事。照样地,这伙人(一般在这样的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不把这帮人叫“黑社会”)也有来自校长的一系列的特权。比如,硬塞给科研职称或学位,奖金,国家奖励和其他个人的利益。

“油滑的上级会将其周围的工作人员拉拢成一个行为不端的圈子。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有过这么一个时期,选择高职位的官员,以个人忠诚度为原则,要会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有的时候还为了索取报酬”—-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真理报》(Правда)这么写道(1987.1.21)。正像您看到的,文中用的是过去时,这样是为了让读者认为,现在可完全不那样了。“另一些科研机构让人想起强盗拦在十字路口—-打劫完后,平静地放人”。(《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0.3.24)。

这种性质的黑社会如今还存在于高至部级,包括州政府这一级别之中。这里我提一下以国统委主任为首的国家统计委员会受贿群体案,最终是以虎头蛇尾了结。还要提到被捉了现行的,议会外交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主席B.卢金(В.Лукин)惊讶得像个无辜的小姑娘:“啊?那里能有什么可受贿的?不就一堆图钉还有别针嘛”。以我的观点,这类群体完全准确地符合科学含义上对黑社会的定义,或者代表了以个人敛财为目的,同作为国家一部分的政权机构相勾结,以犯罪的手段活动的有组织群体。

俄罗斯黑社会与警察、立法及执法机构、各城市市长、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直到最高层的官员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到了直接合作的地步。事情不仅局限于收买。黑社会帮助消灭政敌或者使他们陷于瘫痪的境地,帮助组织选举,收集选举中的选票,帮助组织竞争对手企业的工人罢工,破坏罢工以及干其他许多事。黑社会们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组织工会或者打入现存的工会组织,自然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是以贪图自己的私利为目的或者为了支持权力机构,为了和革命运动对抗。美国曾是这样。现在这种情况正在俄罗斯发生着。

在美国,黑手党的繁盛衰落于“禁酒法令”(1920—1933年)及“大萧条”那些年代。黑手党鲸吞了巨大的财富,把它们从国家那里掠走,并将其转移到影子经济之中。所以强国与黑社会是不相容的,故而他们不可能存在于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甚至在传统黑手党的老家意大利,墨索里尼下了大力气来消灭黑手党,确实,没任何成效。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组织的重要性,他(下令)缉捕了那些最没有伤害性的组织,如果他们不是按照国家的命令建立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解散了世界语组织,并逮捕、处决了其成员)。对待犯罪组织他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与古老的罗马规则:tres faciunt collegium (三人成帮)相左,按照那个时期的刑法典,二个人就被认定为抢劫团伙。虽然法律(刑法典第59条)要求的要件是,至少其中一人要持有武器,以至于多人团伙也职业化得如同抢劫活动。

总之,在斯大林时期也存在过有组织犯罪。我可以把C.格瓦鲁欣(С.Говорухин)的著名影片《不能改变约会地点》(Место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作为引证。当然了,这不是部纪录片,但影片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是以真实素材为基础(拍摄的)。曾有过个别被犯罪集团收买的警察、官员,但这只是特例。黑社会如同犯罪组织,与国家机关完全相容是不可能的。

我不认为此前的俄罗斯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依照其所有的基本特征,它都曾是封建主义的。自己的这些观点我在《荒谬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封建权力》(МПКонт出版社,莫斯科,1992年)一书中都有阐述。该书印数极少,所以从出版之刻起就成了稀有版本。实际上,算是“非法出版物”。所以,不站在保护“红色体制”的立场上,我想强调的是。执政的黑社会或黑社会作风取决于国家实力的衰弱,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的实质。俄罗斯国家的解体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所以,很自然,正是在那时开始产生俄罗斯黑社会的。

有组织犯罪这个课题在A.古洛夫的书中阐述得十分详细而专业。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表述,那是“自下”,自“刑事罪犯“的立场来阐释的。况且,他的内务部将军的身份,也妨碍他批判性地看待国家在同犯罪与贪赃枉法做斗争中的作为。而对于他来说,揭露国家同犯罪沆瀣一气更是不可能的。我打算研究这个问题正是想“自上”,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及国家政治的课题,将其看作是被称为“市场”变革以及国家衰弱的产物。

需要指出,自古洛夫的书出版后,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是向坏的方向,因此也对犯罪状况产生了影响,(此时的)犯罪状况已经达到了绝对是无前列的规模,犯罪状态达到与国家体系完全同流合污的程度。顺便提及,古洛夫自己倾向于留在内务部与犯罪做斗争,以成为政治家。

最为本章的总结,我引述俄罗斯前执政者Б.叶利钦的话:“有组织犯罪已经被局限在普通刑事犯罪领域。它顽固地努力挤进更高的政治层面,以期操纵国家及其地区”(《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994.5.28)。说这些话已经是在几年以前了。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说,用了这几年的光景,有组织犯罪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有组织犯罪已经进入更高的政治层面。俄罗斯黑社会进入了政权,进入了合法生意,越出了国家边界,已经需要以全球性的规模来研究它了。

[1]大锅饭(общака)该词是由“общий котёл”两个词合成的,直译为“共同的锅”;又称“小偷款台”或“伙食”、“锅”(котёл),这是刑事罪犯的黑话,是犯罪集团内部的互助基金。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在剥夺自由的地方,一种在此地方之外,依照盗贼们的“法律”,这种费用的交付应该是自愿的,但也有不履行“义务”的现象。这些“会费”一般由团伙内部头目保管,由团伙内有威信的成员使用,任何缴费、保管、使用等方面违反了盗贼的规则,都将受到严惩。这种形式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译注

早已过了那样一个时期,可以不考虑外界条件和联系,来观察一个国家,尤其是岛国的局势。帝国主义时代,是本质上的新时代。

不研究俄罗斯在全球对抗性战争中的局势,就不能了解俄罗斯的内部状况。自古以来,每一个人类群体,总是力求扩充自己的领土,因为这关乎其物质利益的提高。自然,这只能有赖于其邻邦的人民。以史为鉴,我们看到人民与帝国是如何崛起与灭亡的;弱小的拉丁乌姆如何转变为强大的罗马帝国,从而攫取了整个欧洲以及非洲北部;整个民族是如何消失,除了名称一无所留的。伊特剌斯坎人、伊特鲁里亚人和伊达拉里人,强大的迦太基,成吉思汗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在哪里?谁听说过西夏人?

终究,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如果帝国的毁灭来自于外因,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则它早已能预感到内部的瓦解。成吉思汗的帝国,在遭到深受鞑靼人300年重压的俄罗斯人打击之前,就已经分裂为兀鲁思及诸多汗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罗斯在其中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B.列宁抛出《打败自己的政府,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国民战争》这样的口号。而西方社会主义领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宣言,站到了极端爱国主义和将战争“进行到最终的胜利”的立场上。有一个苦涩的笑话说,他们是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名俄罗斯战士”。1914—1918年的战争以俄罗斯败北而告终。在战争结束前的1917年2月,俄罗斯卸掉了自己身上君主专制的桎梏,这受到了所有阶层民众的欢迎,但临时政府坚持将被人民极端厌恶的“战争进行到最终的胜利”,因而伟大的十月革命成了临时政府必然的结局。

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步就是终止战争。迎来了艰难的国内战争以及经济崩溃,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俄的领土缩小了到一小块儿:自北部的列宁格勒到南边的图拉。出现又消失了数十个军事占领区、共和国、酋长国、汗国和其他国家形式。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斯大林有赖于人民得以在俄罗斯帝国前领土上建立了经受住了希特勒进攻的强力超级大国。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前盟友的协助下开始拓展自己庞大帝国的疆域(依里根的定义是“邪恶帝国”)。帝国的边界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当然,其中也触及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全球利益,从而导致“冷战”。斯大林的接任者延续了他的政策。他们最后一步棋是企图占领阿富汗。以通常的“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为借口,在军队正式进入前几个月,在巴格拉姆机场区域已经大规模集结了苏联武装部队。需要指出,战争的发展就像在车臣那样,是通过对居民定居点实施地毯式轰炸的途径,消灭了以百万计的和平民众。并非是官方的,只在口头宣传范围内,尤其是在军队圈子内的一个普遍说法是: “我们比美国人早了一天进入阿富汗”。即,这是为了防止美国人侵略阿富汗。

虽然现在已经承认,出兵阿富汗是个“错误”,而战争被称作是“肮脏的”,但有些军官认为撤兵才是错误。他们说:“在必要的时候,从阿富汗境内我们能更容易控制波斯湾,那里聚集了世界级的石油储量,并且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大动脉就经过那里…要是那样的话,美国就要承受全球性的败局了。

在《消息报》(1996.11.26)上曾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刊发了一篇长文,该文预警了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解体的可能性。文章是署名的,但显然是笔名。它以这样的结论作为结尾:如果不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2000年之前莫斯科就会成为莫斯科州(公国)的首都。预言暂时未能成为现实。本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因为“民主”媒体打着“”大旗说的谵语还少吗?可是,首先,不要忘记,大概十五年以前,对苏联解体的推测可完全会与谵语吻合;其次,相当重要的是,该文是作为广告刊发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刊印这样一篇文章作者要支付大约100 000美金!谁会为刊登这样一篇报纸文章而付出如此数额呢?

俄罗斯的解体已经开始了。车臣的分离不可避免。经济的解体预示着政治的分崩离析。但通常是由邻国来击溃并瓜分经济上衰弱的国家。

希特勒宣告德国是“千年第三罗马帝国”,并且征服了几乎整个西欧,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目标—-消灭苏联,占领乌克兰和克里木,夺取高加索的石油财富,侵占矿产资源丰富的乌拉尔。而那些希特勒用来四年的时间没能攫取到的,却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一些人以“伙伴关系”的名义用小碟子向西方奉上。

从丘吉尔1946年在富尔顿(Fulton)的讲话开始,开启了两个军事政治阵营间,苏美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伴随“冷战”的是数不胜数的“热战”,开列出它们的一份清单来都会占去很大篇幅。美国人明白,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尤其是考虑到它所拥有的核武器,而在经济上是衰弱的。在军事上挫败它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在内部凭借“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形式上不在其任,但由于各种原因效劳于国外大国的那些活动者)的力量摧毁它。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В.Крючков)不只一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称,谢瓦尔德纳泽(Шеварднадзе)和A.H.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就如同美国的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但戈氏因显而易懂的原因而置之不理。他自己的那些有益于美国和德国的活动,为其带来了诸多的奖赏,诺贝尔奖、“最佳德国人”称号,还有一大堆奖励及称号。

有很多报告称,改革的计划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由克格勃制定的。《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1995年第二期公开发表了前谍报人员M.留毕莫夫(М.Любимов)的回忆录小说的片段,标题是《“各各他”[1]行动。改革的秘密计划》(Операция Голгофа.Секретный план перестройки)。作者称自己是改革的倡议者,而安德罗波夫(Андропов)负责该计划的制定和保障,当时安德罗波夫已经准备成为“改革的建筑师”的候选者了,真是有多么虚荣就有多么愚蠢。

计划的名称是“各各他”(耶稣被钉死之地),这暗示了俄罗斯被钉于十字架之上。计划预见到,在俄罗斯,通过野蛮的资本主义作为中介来消灭社会主义,其目的,是随后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

正像留毕莫夫写的那样,“我们与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密切的武装(?)联络,该局依照我们的请求,很快将欧洲所有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总体来讲,是所有的外部事件…”。结果是,考虑用二十年时间的计划,在1993年之前得以完成。连中央情报局也没指望能有这样的超额完成(任务),尤其是如此之快且不流血地清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军队闪电般地撤出德国,早前预料这些需要七年的时间。

现在请关注“各各他”计划的目的:价格自由。由国家级和私有公司来掠夺人民,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在同特权做斗争的口号下的敛财和偷盗[斗争是在克格勃工作人员普里马科夫(Примаков)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已经被忘记得相当干净了],国家完全犯罪化!

摧毁了俄罗斯,将它从一个原来又敬又怕的超级大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原料附庸国,美利坚合众国在“冷战”中完胜。同时,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的解体,老布什总统祝贺美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А.И.索尔仁尼岑(А.И.Солженицын)写道,我们政权财政羸弱的原因之一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已经存在的俄罗斯经济混乱局面的外行的干涉,以及俄罗斯权力机关对该组织绝对权威的建议,采取了的优柔寡断、没有头脑的盲从”。索尔仁尼岑文学的天赋与中学生般的天真幼稚在政治中相结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的主人是美国,懂行的专家们硬性安排着我们的经济,并监控着自己指令的完成。叶利钦时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之一—- 米哈伊尔·别伦施塔姆(Михаил Бернштам)曾是苏联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非常了解。然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此后,同萨克斯以及其他美国专家一起,成为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这样,您还认为,别伦施塔姆对俄罗斯的经济外行吗?

俄罗斯的执政者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在把国家带往哪里,但蔚蓝海岸的花园洋房和瑞士银行的账户对他们来说更为珍贵。他们用权并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罪恶深重的,以个人敛财为目的。

在美国的监督下选出了“当地的”顾问:里弗什茨、乌林松、雅夫林斯基、丘拜斯、盖达尔……公开地施以威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任命丘拜斯全权领导经济政策,来作为提供64亿美元借债的主要条件之一”[彼得·瑞得韦(PeterRedaway)]

现在没必要在“殖民地”任命州长了。做起来更简单:美国援助俄罗斯的协调人莫宁斯塔(Morningstar)说:“当谈起几个亿美元的时候,凭这些钱是没法改变一个国家的。但可以对丘拜斯提供有目的的协助”。

今年(2002年)在各国经济发展名录中,俄罗斯占据第60位,介于马来西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为什么七个经济发达国家(G7)把俄罗斯包括进自己的成员国之内,虽然是安排在临时加座上?很明显,是加入到该组织地缘政治局势的力量中去。

也就是在不久前,俄罗斯被正式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虽说众所周知,它是个刑事犯罪经济的国家。这同样是按照地缘政治学考量的。

俄罗斯的解体会发生吗?这个问题不存在,尽管普京有“巩固政权的垂直管理”的努力,(但解体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并且绝对没必要“按照民族驻地”(原则来分崩离析)。比如,可以把滨海边区连同弗拉迪沃斯托克一同分离出去。解体的原因有:地缘政治的、经济的、国内政治的。莫斯科,聚集了国家财政的百分之七十五于自身,几乎什么都不给各地区,却要得更多。对各地区来说,它们不再需要莫斯科了。它们不再听命于莫斯科。他们已经试图发行自己的货币。北京和东京,比莫斯科离弗拉迪沃斯托克更近。远东人口的增长,是依赖于曾几何时强行移民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取得的。而且乌拉尔没有莫斯科也过得非常好。就更别说已经被隔离出去的,马上就要被欧盟国家包围的卡列宁格勒的飞地了。

总统和他的团队?可正是他们导致了伟大的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垮塌,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意识地使国家陷于赤贫,继而将国家引向进一步的解体。

政府?我们的政府显然是无行为能力的。首先是数量上的。“和尚多了没水吃”[2]。如果我们由行政管理转向市场管理,那么,为什么需要苏联计划管理下的,各个经济部委的整个编制呢?为了扩大窃贼的数量?

议会?您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是空荡荡的大厅,和手持投票卡的“值班的”议员们,他们东奔西跑着替那些缺席者们按按钮。要知道,他们可是被算做是工作着的,并且薪水可是不算少啊。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议员马弗洛迪(Мавроди)在杜马只出现了一次。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没在杜马露过脸,因为他们买下议员委任书可不是为了选民们,而是冲着议员的豁免权去的。他们像总统和政府一样,对国家的局势是要负责的。杜马最新的成员完全服从于总统。

军队?纪律涣散且毫无战斗力,它曾在阿富汗证明了这一点,而现在又在车臣对此予以确认。

人民?我们有作为居民的人民。我们没有作为社会力量的人民。除了自发的集会、绝食、阻隔道路外,它没有能力做得更多。所以,政府显然不怕这样的人民,这些人民中最为活跃的核心人物,按照《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的表述,是由“叫花子一样的老人”,退休人员和生活最为艰难的残疾人组成的。

为什么在一本关于黑社会的书中,需要关于地缘政治学的章节?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腐败是黑社会存在的条件。国家的腐败,是个内部的进程,但凭借外部力量,可以将对国家瓦解的协助之力,集中在这些外部力量的利益之中,促进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在俄罗斯,同贪赃枉法和犯罪做斗争只是政客们的宣言。黑社会化的强国对真正地同贪污与犯罪做斗争没有兴趣。这样的国家本能地不会对抗它们(贪污与犯罪),这样的国家是用无能来展示,如何了结针对大盗贼和犯罪帮派头目的刑事案件。

[1]各各他,俄文“Голгофа”位于耶路撒冷城外,为耶稣被钉死之地。—译注

[2]此处原文为“У 70 нянек страна без глазу(有七十个保姆,国家还是没有照管)。俄罗斯有谚语云: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字面意思为:七个保姆孩子还是没有照管,作者这里对该谚语稍作修改。—译注

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瓦鲁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在俄罗斯始自九十年代初的那一过程,是一场“刑事犯罪大革命”。他拍摄了以此命名的三集影片,并出版了同名书籍(1993年),该书提供了影片拍摄期间他所做的札记。等待他的影片的是可悲的命运。整个国家实际上都没看到过这部片子。“民主”政权没能允许它上演。影片的内容反映在他书中的几个章节的名称之中:“批发兼零售俄罗斯”,“乌拉尔黑社会”,“刑事犯罪的黑社会化国家”……

格瓦鲁欣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国家正进行着刑事犯罪的革命。准确地说,这场革命正在收尾。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的最终建立标示着这场革命的胜利”。

在这本书中我也恰好确认,刑事犯罪大革命业已完成。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已经建成。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国家与其公民间关系的秩序意义重大。因此,我认为,在转而直接描写现代俄罗斯黑社会体系之前,必须先说说在俄罗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

在我早前提及的《荒谬的权力》(Правоабсурда)一书中,我对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前发挥作用的,权力来源体系(官位等级)提出过批评。我在那里写道,苏联法学科学,如果总的来说,还能称其为科学的话,它与实践是极为割裂的。它预先让法学大学生习惯于谎言和虚假,习惯于双重思维,习惯于认为所学的所有学科,都不过是“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一切相反,而且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通常想的是一样儿,说的是另一样儿,而做的又是一样儿。

但在这个关系中,“民主”的现代时期与前时期没有一点差别。我不打算就此详述,因为本书的题目与法学只有间接的关联。事情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法律上平等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在存在着对法律最基本尊重的社会,黑社会结构是不可思议的且恰恰相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应该与现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但公开所宣称的与在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主旨)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对立。在此关系当中,现如今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原则上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任何区别。民法学教授M.M.阿尕尔科夫(М.М.Агарков)当时非常机智地说道:“西方法学家绞尽脑汁几百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习惯(习俗)与法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有不遵守法律的习惯”。

依照鲍里斯·叶利钦专权的标准搞出来的宪法,是个公开宣告的谎言。在1990年6月12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主权宣言中,曾表达了作为复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的决心,在1992年4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又重申了这一决心。可仅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即在新宪法中确认,俄罗斯即是一个法制国家!这可是个应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建立法制国家的记录!

当时,所写的一切都令人信服地显示,在被称为“民主”时代的那个时期,发生着迅速远离法制国家的进程。但C.C.阿列克谢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之流的走狗学者却欣喜若狂地匆忙写道:“接过苏共中央的方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 迎来了法制的辉煌时刻(C.C.阿列克谢耶夫《法制国家 – 社会主义的命运》АлексеевС.С.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莫斯科,第七十二页)。

在我们国家,列宁说的“违法之海”,已经变成了法制上的无法无天的大洋。“上层”的电话铃声,早就成了主要的法律来源。“电话法制”早就在我们权力来源的官位等级中,占据着高于宪法的地位。它曾存在于苏联时期,但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及过。现在我就能用高级别的证据来引证这一点。在国家杜马,有人企图将司法部部长B.高瓦列夫(В.Ковалев)塞进人权委员会主席当中,该部长在黑社会的洗浴场所被当场捉到接受了轻浮女郎服务的,当提出他被解职的原因这个问题时,他宣称,这是“电话法制”的结果。

前俄罗斯总检察长卡扎尼克(Казанник)在一次访谈当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以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电话法制。甚至于总统班底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干预检察院办案是必需的。有一次有过一个电话:请放了某某人……我解释了一下,这个人组织了抢劫集团,抢了银行,杀了人。可我听到对方的回答很平淡:‘那又怎么样?’。让我最惊愕的,正是这个很平淡问题”(《线)

需要就权力机构对法律的特殊关系说几句。从一方面讲,对这些机构来说,存在着固有的不可解的信仰,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来解决,或者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应当绝对遵守。国家生活中任何的不足都可以解释成是立法(法律)的问题。硬生生地出现这么一句话:“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这句话必然出现在每一篇毕业论文中,每一篇答辩中,和许多的文章以及谈话中,就好像,在哪里有那么一个法律完善的国家似的。

别看有法律的禁止和刑事处罚的威慑,如果不说上千,至少也有成百的妓院顺风顺水地发挥着职能。单在莫斯科,在“休闲娱乐”、“桑拿”、“按摩室”等等招牌之下,活动着几百家妓院,它们使黑社会组织富裕起来。在低俗小报上,有上千条的广告“招女孩”,有时是招“少年”,对此不仅没有法律的调控,甚至与法律相违背。在《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上,我统计有近三百条这样的广告。严厉的法律禁令没妨碍任何人。

依照法律,拉皮条属刑事犯罪。但每天所有的频道都从事着掮客的活动……是电视(!!!),向公民们提供找寻“亲人般的爱人”的帮助,对男人,这类电线美分—译注),对女士,不知道为什么,是免费的。

政权机构热情高涨地从事这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尤其是总统,给自己狂揽颁布法规法令的权力,另外还有对法律的极端蔑视,这些活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虚幻的矛盾。

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命令,决议,决定,法律)针对所有人都是严格而必须的,但这不适用于自己!他们尤其认为,给予需要的申请者(当然,不是免费给予),“依例外程序”免除遵行法律(的权利)是可行的。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已经在各个层面普及,并且早已成了规矩。由此催生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官员可以办任何事,就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那样,“不是依法律,而是按良心”。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认为法律并非必要的看法。

司法及仲裁系统的瓦解也助长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法院能拿到手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超过三分之二,法院缺少装备、纸张、信封、邮票。他们无力支付证人的传唤和保护的费用。法庭无法组织起陪审团,因为没人为陪审团的工作支付薪酬。本应由这些陪审团成员的企业和机关来支付薪酬,可这些单位不愿意为他们缺席工作的这段时间支付薪金。黑社会案件的证人,因被劫匪们恐吓而拒绝出证。法庭判决的执行实际上在过程之中就被搁置一边。

通过合法途径讨得欠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助于那些盗匪,他们为此要拿走支付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服务费”。金额很大,但与缴纳国税、行贿、用在文件、证明等等,既没有任何保障能拿回欠债,又要支付的花费相比,又显得不多。这些匪徒是要把欠债人“放到计时器上”的,就是说,一边讲着法律语言,一边报出为每超出约定一天而收取的大额违约金(罚金,罚款)。因此债务人只关心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偿还债务。如果他拒绝偿债或者过分拖延支付,那么他将面临用刑和死亡的威胁。

没有一个党派,没有一个运动,不把同犯罪与贪腐做“毫不留情”(正是这样!)的斗争写入自己的纲领的。政府也没有落在他们后面。于是在1995年8月,考虑到犯罪局势,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给强力机构下令……在两周的期限内提交采取措施的报告。当然,报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但总的来说,这个题目的报告、计划、命令和法律颁布了多了去了。但自然是,毫无结果。

我不会引用数量众多的法令决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例子,我只引用1994年5月24日的总统令《关于实施1994-1995年度联邦计划加强同犯罪做斗争的紧急措施》(到底是实施还是加强呢?—作者)。这个冗长的命令,还有更加冗长的计划,夹杂着诸如“加强”、“赋予”、“巩固”、“保障”以及诸如此类的花哨词汇,一整套的官僚八股用语。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此类文件当中,都有一些措施,指向的不是与犯罪斗争,而是怎么对执政者政策不满的民众。正是如此,比方说,在上面命令之中,就预先规定扩大内务部的兵力部署,数量是5万2千人。(第三章待续)

内务部领导A.古里科夫宣称:“据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计算,在国企私有化进程中,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投票权的股份被转移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刑事犯罪资本当中”。报告和外汇向国外的流出提到了这一点,估算其金额达到3000亿美元,虽然该数额远多于这些(达到一万亿美元)。这如何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0-20亿美金相比呢?

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强调,我们的法律一视同仁,法律的适用是不讲情面的。但法律不但对克里姆林宫的黑社会不起作用,而且经常是完全不起作用。在强力机构中,对那些不起作用的法律甚至有专门的术语“行不通的法律”(непроходные законы)。在我们的刑法以及其他法典当中有许多法律,已经有意设定为永远都不会适用它们,也就是说,它们是用来装饰我们的法典的法律,换句话说,是用来宣传的。

比方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6条:侵犯公民平等权利罪。这条法律从来没被适用过,也不会被适用。您有权问我,那为什么要通过它?那是为了证明,法律在我们这里是一视同仁的。一个工人从工厂里带出某个价值500卢布的零件,或者“公民”黎索夫斯基(Лисовский)从政府大楼里带出50万美金,会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被一视同仁地审判吗?工人会从民主法庭那里得到几年的劳改营,而黎索夫斯基完全不会被审判,因为“不清楚,这钱是谁的”。亦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9条:违反住所不受侵犯罪。如果您的住宅被特警队员破门而入,没有(搜查)令,但手持冲锋枪(这情形,不光在车臣是家常便饭),如果您引用宪法的规定要求其出示(搜查)令,那您可着实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了。我警告过我的孙子,如果他偶然出现在警察局,无论如何也不要指出自己有何权利,尤其是千万别引述宪法,在警察局非常不喜欢有人开始 “搬弄法律”。有一次,他们甚至把一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打死了,尸体扔到远离警察分局的地方。这起事件甚至成了一部故事片中的情节。

在新刑法典中加入了第210条 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组织)罪。喏,您会想,现在可就不是那个曲儿了,黑社会吓哆嗦了。没这回事!刑法的这一条原来也是“行不通的”。黑社会的数量疯狂增长,就像发酵了一样。似乎,用需要遵守很多条件,可以来解释这条法律的“行不通”。不能殴打强盗,黑社会成员,这为的是,让他出于对刑侦人员的感激之情而给出“感恩的(用俄语讲,是感激的)口供”(这是警方的行话,现在甚至连广播电视都使用起来)。不然,因为这个,可能会受到报复。要知道这可不是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不过,“小厮们”有时是可以殴打的,但不能是小头目中的某一个。

合法性遭到破坏,法制上无法无天。遭到破坏的不只是国家的合法性,遭到破坏的甚至还有臭名昭著的“盗贼的规矩”。那么,盗贼的规矩禁止“合法盗贼”(вор в законе)[1]拥有家庭、财产,以及与政权机关的合作,有义务将抢劫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充公,划归入“大锅”(общак),即盗贼们总的“互助金”。现在“合法盗贼”已经不再对此予以遵守了。

要说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组织的融合,A.康斯坦丁诺夫(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在侦探小说中非常清晰而规范地表述了这一状况。他写道:“……通过国家职业官员和专业的刑事犯的联络,正是这样产生真正的黑社会家族……在这种家族中,最可怕的是,它游离于国家法律和盗贼规矩之外,依照盗贼规矩б禁止在份额的水平上与政权的代表接触……家族制定了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盗贼的黑话“母狗”、“”是指同权力机关合作的贼。—作者)的概念,同时运用了国家的法律和盗贼的规矩……以巴隆(小说中的人物,是名“合法盗贼”。—作者)的观点,这很恐怖,因为这导致无法无天:以,不讲道义和为权力与金钱的背叛为思想基础的组织无法摆脱它……“。

国家的犯罪率和贪腐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在2002年2月,普京总统自己在总检察院列举了这样的数字:去年,有三百万起犯罪(我要提醒,很大的一部分犯罪,警方并未予以登记)。重大犯罪和特别重大犯罪的份额升高,但其破案率在下降。7000其命案(仅仅在去年)随意遍布全国。检察院终止了40000起未侦破案件。有超过30000名失踪者未能找到。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数字,是由俄罗斯总统说出来的。

普京的故乡 —- 彼得堡,被认为是俄罗斯刑事犯罪的首都,但按照犯罪率来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未必能让出头把交椅。以下是莫斯科2002年上半年与2001年同期相比的犯罪率的数字:

2002年7月,内务部的特委会调查了彼得堡警察部门的工作,并在200页的报告中,得出工作不合要求的结论。特委会尤其关注到,在登记案件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当公民来到警察分局报案时,工作人员会对其施加各种压力,以使案件不被登记。

最近这一年半到三年间,征兆性的现象初具轮廓:雇凶杀害国家官员及议员,包括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曾有彼得堡副州长马涅维奇(Маневич),议员斯塔洛沃伊托夫(Старовойтов)被害,而国家杜马一共有8人被害,针对莫斯科副市长奥尔荣尼基泽(Орджоникидзе)有过两次蓄谋谋杀。在黑社会持续的交战中,杀人,在早些时候,只在罪犯人群中间发生。依照国家与犯罪的融合程度,在这种争斗中开始有官员死亡了,这与犯罪环境密切相关。如果知道了,莫斯科的赌博生意在奥尔荣尼基泽的管辖范围内的话,针对他的谋害就变得明了了。

2002年10月18日,在新阿尔巴特,也就是说,在莫斯科最中心地带,距离克里姆林宫500米,上午九点,外号“推土机“的杀手开枪射杀了马加丹州州长B.茨维特阔夫(В.Цветков)。在该州,开采黄金的数量占俄罗斯黄金的四分之三,还有银及有色金属,鱼、虾类的捕捞。需要向外国读者补充说明,这是政府路线,普京及其他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正是在此时沿着这条路线上班。所以这里警察和便衣密集。这就好比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前,杀手射杀了阿拉斯加的州长一样。黑社会的肆无忌惮已经没了界限!另一天,在莫斯科一名从事非法黄金交易的“合法盗贼”被杀。也是在这一天“麦当劳”餐厅旁,一辆机械部件当中塞入了炸弹的汽车爆炸。一个少年被炸死,还有几名顾客被炸伤。莫斯科警察宣称,这并非恐怖行动,而是黑社会之间的清理门户。这时很明显的(对事态的)不了解。警方认为,当恐怖活动的原因是政治性的时候,它是针对具置的。而如果行动目的是惊吓顾客,且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那么,这不过是起刑事案件。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还发生过一起有意思的事件:一名教授、教研室主任,白天在医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遭三次射击被射杀。很快就找到杀人凶犯并通告,称其为一名停尸间的雇工,该人因醉酒而被教授清退。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杀人被称作日常凶杀,一般实施是用铁管子打击或用刀。在这起事件中,教授是被用加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射杀的,且在隔壁房间没有听到射击声。这不合看停尸间的酒鬼的特点。当宣布说,教授从事着盈利水平不比石油生意低的礼仪服务时,案件就变得明朗起来。所以说,不仅国家机构,而且科学也与犯罪同流了。

这便是“民主”与“毫不留情地同犯罪做斗争”十年的第一个总结。在俄罗斯完成的刑事犯罪大革命的如此总结。

[1] 合法盗贼(Воры в законе),是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特有的一种犯罪联合组织形式,在世界刑事犯罪实践中没有类似的组织。该联合源于当时对犯罪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上的饥馑,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具备极端的封闭性和隐蔽性。这种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其成员不能与固定的女人稳定地交往,即不能有家庭;不能与任何政府权力机关合作或者配合;不能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等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的成员几乎被消灭殆尽:在伟大的为国战争期间,“合法盗贼”中有许多人同意被编入红军,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争。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后,这部分人又回到劳改营,并在那里同没有向传统犯罪环境退让的罪犯们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损失惨重。据统计,截至2010年,“合法盗贼”的数量仍有149人。—译注

在俄国,黑社会最初以普通的讹诈手段开始成型。两个喝得烂醉的小子来到商店业主、商人跟前建议提供“保护”。如果店主拒绝,那他就开始出现麻烦:遭到“陌生人”的殴打;开始在商店周围,后来在店里发生爆炸或者着火等等。这种情况曾经在美国也很普及。起初,这些只涉及到那些“个体”,再后来,轮到国营企业,甚至外国人也没能躲过这项起初价值为收入的10%的强制性“服务”。

为了让公司不隐藏自己的收入,黑社会会在“受辅助”的企业的编制中安插自己人。按照内务部的上述情报, 黑社会监控着大部分企业和银行。实际上,目前所有企业,不论其归属于经济的哪个部门,都有黑社会的“保护伞”。能逃脱的只有类似“Most-bank”这样有强大安保力量的企业。此外,像下面将要显露出来的那样,这些企业自身就有着黑社会的出身。

俄罗斯黑社会迅速走过了美国黑社会耗时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他们进入合法生意,且活动不局限在俄罗斯。在许多国家都有银行完全合法地属于那个“米哈希”(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黑社会所的形成是个双向的过程。在俄国,在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大规模的所有权重新分配时期,当时组建的公司确实需要地下性质的保护,需要免受来自劫匪、竞争对手(的侵犯),同时逃脱来自国家的讹诈。大型公司拥有自己的安保部门[Most-bank的安保人员,依据各种情报统计,在1000-1500人,并由克格勃前主席Ф.鲍布科夫(Ф.Бобков)管理]。需要顺便指出,安保人员的总数大概有400 000人(伏尔加斯克汽车制造厂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有自己的个人保镖),这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队的人数都多,但保安人员准确的数量谁都无法确定。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ФСБ,即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译注)的工作人员在“非工作时间”都肩负着甚至那些非法企业(比如说妓院)安保工作。

需要指出,这股力量站在俄罗斯制度一边。其利益在于保存现有的刑事犯罪格局。根据一些情报分析,这些安保人员积极地参与到了1993年10月的件当中。自然,是站在叶利钦“家族”一边。

官级低的国家官员、一些“普通”议员、小企业主和其他类似的公众人物无法拥有官方的保卫,而他们同样需要保护,需要消除竞争对手,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于是他们就需要寻找与地方黑社会的联系。

黑社会系统的根基还是在被称作“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奠定的。尤其是在勃烈日涅夫“停滞”时期突显出来。但并没在所有的领域显露。总之,开始于贸易中(不用说,是国家贸易,那时候也没别的形式的贸易)。售货员把缺斤短两、卖“私”货、克扣,和玩儿其他把戏剩下来的“油水儿”上交给队长,而队长上交给部门主任,主任给商店经理,经理给公司等等,直至贸易部。此外商店埋单供养着警察、区领导以及其他有头有脸儿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现在,开始同这些恶势力做“斗争”,甚至安排了示范性的诉讼案件,就像在阿什哈巴德控告小售货员玛敏德拉佐娃案,这位售货员在柜台下面为“自己的”顾客藏了儿童连裤袜。而这是在那样一个“官级表上的人物们”,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以及他们的附庸者们不受处罚地成百万地偷盗的时期。

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的,有莫斯科叶里谢耶夫斯克商店经理索阔洛夫案,索阔洛夫被匆忙处决,因为他开始“咬”别人了,轨迹不仅指向了贸易部,而且还指向政治局成员,指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每一个层级都“往上”缴纳了三分之二的“油水儿”。

“车间工人”曾是另一个著名的网络,他们是指往销售网点送“私”货的轻工企业的工作人员。比如,制鞋工人把领到的皮子抻开,结果是鞋的质量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没计入(成品)的鞋的数量。有的时候,这类公司被逮到,并遭到了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的惩处,但那个时候,在他们内部环境中已经按照合法盗贼的模式组织起了“大锅”、“小金库”,用这里面的钱保障了被审判人员的家庭,也“改善”了蹲在劳改营的人的状况(收到了包裹和其他帮助)。为了减轻刑罚和提前释放,从“大锅”中拿出钱来行贿。

经济和政治危机形成于勃烈日涅夫时期并开始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克格勃中对此看得最清楚,这个部门的领导对于苏共中央来说是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经常调换自己的宪兵队长。报章上不止一次偶尔出现消息或者暗示:“改革”计划正是在克格勃且还在七十年代就制定了。

对“勃烈日涅夫的人”的打击开始时,正是来自于克格勃方面。逮捕了嘎琳娜·勃烈日涅娃(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的朋友们:国际马戏联盟经理高列瓦托夫(Колеватов)和外号叫“吉普赛人”的马戏团的演员(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他后来“自己死”在狱中)。这样的缉捕不可能不经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批准,或者没有他的知晓。很难理解,他是怎么得以置身事外的,但他的副手茨维贡(Цвигун)不得不“自杀”。不过,不排除他杀。

A.古洛夫写道,著名侦查员戈德梁没和刑事罪犯和有组织犯罪打过交道,并且与“真正的黑社会擦身而过”。这是自然了,因为他另有任务。古洛夫把戈德梁宣称的指向克林姆林宫的线索称作是“空口无凭的”。这也是自然的了,因为任何侦查,其线索如果通往最高层,它们都会被砍断,证据也会被销毁。古洛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照古洛夫所说,比如,塔什干曾分成四个地盘,每个都由当地的权威控制,我下面引用的他的话尤其有意思:“在警察机关起作用的是黑社会的代表,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连个人档案都没办。是他们把开始作证的证人从监狱的窗户扔出去的。犯罪分子绑架了孩子,借助雇来的爪牙除掉竞争对手,组织杀人案”。

在“改革”前很久就开始的,对“乌兹别克的”(戈德梁要求将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大规模贪腐案的调查,就像是对最忠诚于“勃烈日涅夫的人”之一的拉什多夫(Рашидов)的打击。那时已经缉捕了“拉什多夫的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苏共第二十六届代表、农业联合体的头头儿阿德洛夫(奥德洛夫)(Адылов 或Одылов),该人有自己的安保部和关押不听话的人的“禁惮”(地牢)。当地警方严密看护着属于他的几个楼道大门。那些企图控告奴隶制秩序的人,是在以自由和生命冒险:人会毫无踪迹地消失。恐怖行为是“合法”地实现的。借助“护法”机构:伪造出一件有假证人的刑事案件不费吹灰之力。

他还有些快活的地方,为他自己也为高贵的客人:洗浴和后宫。关于所有这一切报纸和广播都大声呼吁过。在“改革”和“恢复法制”的时代他未经审判坐了几年牢,而后这件事就了无声息了。这人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对领主的物质援助是附庸者们最为重要的义务,这也就是那,到处都叫做受贿的行为。“贪腐的分布网络,以及监督机关自下至上都可以被贿买(的现实),导致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区一级的、州一级的、乃至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甚至是政治力量都勤勉地为犯罪辛迪加效力。上流社会的掌权者一天天地发起财来。被这些人劫掠的人民过着可怜的日子,缄默着,忍受着。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星火》Огонек,1989年第二期)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说:“不止一次有联盟机关的,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人不可能不发现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作者)。加盟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愤愤不平地写信给中央机关反应毫不中用的制度。但这些警告没得到应有的核查”。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进而也就没有试图回答它。

他也没讲到,告状的人遭到了怎样的命运。也没讲,中央密使是如何到访的,包括在斯塔夫罗波尔,那里他是第一个去的。到处都建成了带宴会大厅和钻石礼堂、带桑拿和游泳池的宫殿,那里由国家付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来博得“钦差大臣们”的欢心。“在宽敞而昏暗的卧室那密实地被布幔遮掩的窗后,边区负责人醉心于丑陋的醉酒的欢娱,那里遭受屈辱的年轻女人殉身的事件成了寻常事(仅在1988年上半年,在一个苏尔汉河州就有16个姑娘”(《劳动报》Труд,1989.1.12)请注意:这可是在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的第三年! (第四章待续)

伴随着贪腐的暴露,出现了大量的自杀行为。这些确实是自杀吗?安德罗波夫的副手茨维贡,施拉阔夫(Щелоков)夫妇(施拉阔夫是内务部部长)以及其他一些人,即使是以我们的“公开-非公开”法庭来审判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得实在是太多了。举一个典型的“自杀”的例子。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被在军医院的病房中发现头部有三处枪击伤!第一颗子弹打碎了颌骨,第二颗卡在后脑,此后,他“自身获得了力量”又朝太阳穴开了一枪!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了件神不知鬼不觉的神秘事件。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官级部门换购没有解释外汇来源的10000美元(!)!这看上去,像一桩琐事,但这就是对贪腐的直接邀请,因为当时他们工资拿的是卢布。

以这样方式,在苏联和苏共倒台前,国家政权的黑社会化–刑事犯罪贪腐体系就已经奠定好了基础,但还不能说在“民主”(准确地说是“民掠”)时期延续了前朝的体制。变化是本质性的。确实是发生了刑事犯罪的大革命。

现在我们要来关注纯粹的犯罪环境,以确定在新的“民主”条件下,国家以及商业活动同刑事犯罪世界的融合的路径。为此需要回到古洛夫的“红色黑社会”一书。

他将“合法窃贼”氏族出现的历史,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并作为世界犯罪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来研究。与大众观点相反,刑事犯罪环境内部,在惯偷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并非是盗匪和杀人犯(他们恰恰是最底层的帮派),而是掏兜儿的小偷。

工龄从革命前延续过来的小偷叫“镰刀”、“镰子”,来自无业游民的新一代小偷叫“骗子”。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成其为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没形成有组织结构的群体。“合法窃贼”也不构成组织。他们只会出现在斯大林劳改营那残酷的条件下。在自由世界他们并未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掏兜儿的并未组建什么协会,只是个人或者2—4个一小伙儿人在起作用。关系和“大锅”是有意义的。虽然如此,“合法盗贼”仍然在获得自由之后享有威望,现今,黑社会在解决争端的时候也要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决定不容申辩。

贼们的“规矩”不是成文法,是口耳相传的。它没有准确的表述方式,在解释时是允许有差异的。然而,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一个窃贼只有在具备诸多品质后,才能获得合法窃贼的名号,“加冕礼”在窃贼们召集的集会上进行。在狱中,依靠蹲在不同牢房的窃贼们之间传递的纸条来知会“加冕”的情况。对于合法盗贼来说一定要有几次“进出”(蹲劳改营的经历)。“名号之冠”不是终身的,可以因违反窃贼的规矩而被撤销“桂冠”,剥夺合法窃贼称号,且甚至被杀掉。违反了窃贼荣誉这个“法典”所导致的惩处,一共有三种形式:较轻的 —- 当众扇耳光。第二种是“如雷贯耳”(擂耳朵);“放”,就是剥夺称号,从窃贼群体中开除,转到“爷们儿”(普通刑事犯—译注)中。第三种,是较为普遍的 —- 死亡。

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状况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最主要的,是开始了国家机器与刑事犯的融合,也就是说,窃贼“法律”的最高“法规”:禁止与政权合作—-崩溃了。合法窃贼从本质上有了变化。“合法窃贼”称号可以在缺少必需的品质(有前科、坐牢的次数、纹身)时用钱买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窃贼有了自己的财产和家庭。A.涅夫左洛夫(А.Невзоров)在一部电视报导中展示了合法窃贼“砖头”(基尔比切夫Кирпичев。基尔比切夫这一姓氏在俄语中是砖头的意思—译注)在列宁格勒郊外的别墅。木制大别墅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成的。围着高高的木栅栏。这块地本身就是个大花圃。涅夫左洛夫在展示这些的时候,暗示了相邻的一座类似的,一个不知姓名的检察官的别墅,一座用工资,即使是检察官的工资都不可能建得起来的别墅。片子播放不久,“砖头”就被杀了。据说,“砖头”向他管理的 “大锅”伸了手。黑社会不会原谅这类违“法”行为,虽然在此之前,“砖头”已经金盆洗手“退休”了。

俄罗斯黑社会很快就与银行资本接合了。最初独立存在的别洛沃罗特尼奇柯瓦娅(小白领)黑社会,开始需要刑事匪帮的协助了,这些匪帮在官场中寻求合作。这样,盗匪和银行家互相寻找。哪里是合法机关的尾和刑事犯罪世界的头儿,变得根本无法确定。可以说,国家方面的保护伞罩着犯罪的保护伞,而犯罪的保护伞也罩着官员的保护伞。

难以置信的残酷性和缺乏任何道德限制催生了俄罗斯黑社会的快速滋长。比方说,如果说西西里黑手党有不允许动妇女和孩子的规矩,则对于俄罗斯黑社会来说就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限制。正因如此,俄罗斯黑社会在国外经常能攫取到当地黑社会的地位。

在官方的机关报《俄罗斯消息》(1998.1.13)上,内务部部长A.古里科夫在《刑事犯罪的革命还是刑事犯罪的进化》(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ли эволюция криминала)一文中说,在内务部登记的行动统计上有125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建制形式”,计有60000“行动积极的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内务部的资料中,数字总是缩小的,但即使这样,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了,况且,别看在与犯罪团伙作着“斗争”,数字还在增长,按照古里科夫的话说,正进行着“有组织的,尤其是经济的犯罪升级”。而且,搞不懂的是,内务部的角色到底是消灭犯罪团伙,还是登记犯罪团伙。

此外,古里科夫没统计在国家机关的犯罪团伙,而组织侵吞、没收金钱并将其转移到国外也需要有现成的有组织的帮派。其次,大的团伙有自己的下属部门,这些部门也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最后,内务部的兴趣(利益)不在提升的(有组织犯罪群体数量的)数字之中。

还有那种“野”匪,他们不能被算作黑社会,因为他们与国家机器没有联系。在黑社会中,他们被叫做“哥萨克(侦查)小分队”。黑社会和警察都在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直到肉体上的消灭)。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于有组织犯罪。

然后,当黑社会渗透入合法的生意后,被黑社会所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计算机专业人员、财务人员。黑社会党徒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皮夹克和粗大的金链子,运动裤和运动鞋换成了昂贵的西装和衬衫与领带,薄皮皮鞋。甚至靠体力吃饭的警卫看上去都开始像个银行职员。

1998年8月,莫斯科市长Ю.卢日科夫(Ю.Лужков)愤怒了,您想象得到吗?原来,在属他所管辖的俄罗斯首都,犯罪率在升高!而且犯罪团伙的数量上升了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0.3%,而是一倍!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有总统所驻扎的克里姆林宫、联邦安全委员会、内务部、联邦政府通信与信息局、特种民警队、快速反应综合队、特种部队等形形的机构,还有自治市政府的,即市长警卫队。黑社会团伙借助于莫斯科的官员,在这里开设银行、赌场、饭店,还有,请原谅,妓院。大家(当然了,市长除外)都知道,在莫斯科的市场里,犯罪团伙与警方和睦地合作,且两者均勤勉地从货商那里收敛贡品。

前(且不仅是前)克格勃的人、特种部队的人,警察机关的侦查员,以及其他被“机关”解职的或者被更肥的肉所诱惑的专家们,都进入了黑社会。所以,对抗黑社会更加艰难了。经常是黑社会装备得比被召来对抗他们组织更好。

许多“阿富汗人”,即在阿富汗参加过作战的官兵,或被逐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或被国家抛弃听天由命,他们只会打仗和厮杀,这些人也找到了通往黑社会的道路。前运动员,尤其是“力量型的”(拳击手、摔跤运动员、射击选手),都能被利用在敲诈勒索和安全保卫上。“合法盗贼”这个角色的作用减弱了。黑社会更看中没被判过刑和“进去”过的人。然而这不能理解成,“合法盗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威信。在俄罗斯,黑社会就是这么出现并强壮起来的。

“合法盗贼”这个阶层,从该词的严格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个组织。他们互相认识,保持了联络,甚至在狱中也是一样,大约每年有一次全联盟范围的聚会,但没有组织结构、领导机构,也没有下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事。他们就像前苏联新的“独立的”共和国之间没有边界似的,发挥着作用。最近的一次聚会是在敖德萨召集的,共有130人到会。警方得知了这次集会的情况,但很明显,盗贼们也了解到警方知悉了这次集会的情况,所以只有40个大概没来得及得到预警的人出现。他们被拘押,但,像通常那样,除了一名被通缉的小偷,其他人很快就被放了。而这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清楚,但1999年2月,这次集会的组织者“鲁吉克”(鲁道夫阿甘诺夫Рудольф Аганов)被杀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餐厅里。谋杀和这次集会无关。

照例,所有的集会对盗贼们都会无果而终。在世界实践中破天荒的著名事件,是1994年5月,集会在……莫斯科布特尔斯基监狱中召集!虽说集会最终被阻止,但这类“民主的”事实本身完全胜于雄辩。恰巧,当时大家都清楚,布特尔斯基监狱当时正急需解决犯人们的饮食供应。那时,国家监狱的食物供应都是由合法盗贼来组织的。国家和盗贼们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有着如此感人的合作。用金钱、食品,个别地或者对羁押地整体提供帮助,对同道提供任何形式的物质帮助,在贼的黑话中被叫做“加加温”。

目前,整个俄罗斯和独联体的领土在黑社会之间都已被划分。大型城市也被分割成几个部分,每一伙的黑社会都严格护卫着“自己的”领地。自然,在市长Ю.卢日科夫领导下的莫斯科黑社会最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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