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确立同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

中国在“二大”时所设想的民主联合战线,本想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但后来却发展为“党内合作”的形式。导致这一策略转变的原因有三个:(1)以孙中山为首的只允许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服从,而拒绝接受“党外合作”的方式。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共产国际希望尽快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倡导此种合作方式。(3)中国为尽快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谋求加速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步伐,在“党外合作”方式无法实施之时,转而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中国实现上述策略转变有一个过程。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不接受“党外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根据他在印尼爪哇的工作经验,提出中国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起初、中央拒绝这个建议。于是,马林就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该报告中,马林肯定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分析了组织成分复杂性,明确提出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支持。共产国际很快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威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签署了一个给中央的通知,要求中央将所在地址由上海迁往广州,并同马林加强工作联系。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马林带着上述指示回到中国,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员加入的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对马林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会者经过热烈讨论,经马林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西湖会议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识。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相继加入。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进一步确定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陈独秀率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刘仁静在发言中说:中国最近“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这是中央就此问题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正式表态。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与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地阐述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此后,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员加入的问题。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关于国共合作之策略的发展过程。接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与会同志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政治报告,但围绕是否让全体员加入这一问题,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张国焘等人反对全体员加入,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人。陈独秀等人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上述意见,坚持全体员加入,但是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贬低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动及的决议案》。

决议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明确肯定“二大”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主张的正确性,肯定国民革命的宗旨在于实现上述主张。而要实现上述主张,中国必须同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实质上是讲,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推进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

宣言和决议对国民革命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国外压迫。”“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

大会决议指明,全体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是实现此种合作的组织形式。决议讲了实行此种合作形式的必要性及实行此种合作后员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要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刻也不能忘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独立的革命旗帜。

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统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大”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为促进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民主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三大”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它标志着中国以国共合作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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